近期，有句话在网络上频频被网友们提及：“和平建立在钱学森弹道之上，真理只在于敏构型之中”。这句话中提到的两个关键人物——钱学森和于敏，都是我国非常著名的科学家。

　　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成就卓越，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他在1940年代末提出了一种新型弹道的设想，即助推-滑翔弹道，其特点是既有弹道导弹的某些特征，又能拥有巡航导弹的飞行能力。基于该理论发展而来的的各种高超音速导弹，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威慑力量。

　　于敏则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被尊称为“中国氢弹之父”，他提出的“于敏构型”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让我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由原子弹到氢弹的研发。

　　因此，“和平建立在钱学森弹道之上，真理只在于敏构型之中”，这句话其实对应着我国的“两弹”——弹道导弹和氢弹。拥有最先进的弹道导弹技术，才能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但这仅仅是基础。

　　氢弹小型化技术的突破，则意味着掌握了“真理”：从科学角度看，它代表着人类能够驾驭原子核的能量，这是文明演化的重要里程碑；从国际地缘政治角度看，它象征着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具备维持世界和平的能力。同时，氢弹小型化技术必须与最先进的弹道导弹技术结合，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两弹”体系，这样才能将核弹头投掷到目标上方，确保战略威慑的有效性，不仅可以守护和平，还能掌握终极真理。

　　钱学森弹道也称为助推-滑翔弹道，从字面上理解，分为助推段和滑翔段两个部分。在助推段，导弹依靠运载火箭助推的方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可超出地球大气层，并获得较快的速度。在滑翔段，弹头借助惯性、大气升力、或者是自身动力进行滑翔飞行，就像冲浪板“踩”在海浪上方冲浪一样，“打水漂”的说法由此而来，以达到超远航程的目的，这两个阶段缺一不可。

　　需要强调的是，有人说钱学森弹道就是“打水漂”，这其实仅是对滑翔段部分飞行轨迹的形象化描述，助推段也同样重要。

　　助推-滑翔弹道结合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特点。早期弹道导弹的弹道设计比较简单，并无显著的突防措施。美苏在1950年代均开始研发反导技术，寻找拦截弹道导弹的方法。助推-滑翔弹道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滑翔阶段借鉴了巡航导弹的部分特点，利用弹体的气动外形产生的升力实现超远距离的滑翔式飞行。

　　因此，使用运载火箭的助推-滑翔式导弹，兼顾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特点——射程远、突防速度快，而且在对抗敌方拦截弹方面与常规弹道相比有独特的优势，不仅能够实现快速打击目标，滑翔段导弹还能在大气层上方进行“跳跃”机动，有效突破导弹防御系统。

　　钱学森弹道提出的时间在1940年代末，很早就为导弹设计指明了新的方向。但是，由于材料等技术限制，助推-滑翔弹道并没有得到深度开发。比如，飞行器在滑翔时，速度可达到高超音速，此时外表面会与大气产生剧烈的摩擦，这个过程会使得动能迅速向热能转变，导致机体产生较大的热应力，如果没有先进可靠的热防护材料和相关技术，就会发生结构变形最终烧毁。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气动摩擦都是负面的，对于载人航天的返回舱而言，这种剧烈的摩擦可以使其产生“刹车降速”的效果，这也同样需要有足够先进的材料等技术作为支撑。

　　随着反导技术的不断迭代，从早期弹道导弹弹头小型化演变出的多弹头突防技术，到逐步构建起由陆基、海基、天基组成的多层导弹防御体系，最终形成集探测、识别、指控、拦截于一体的空天一体导弹防御系统，全球有实力的国家开始集中力量对钱学森弹道进行深度发掘。这是因为钱学森弹道的特点非常显著，能够让飞行器在稠密大气层上方进行高超音速飞行，这种飞行轨迹处于传统反导系统的拦截盲区，且具有高度不可预测性。在材料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能够采用钱学森弹道进行飞行的飞行器将具有较大的优势。

　　从弹体分类的角度看，基于钱学森弹道的助推-滑翔特点可衍生出两种飞行器：一种是具有乘波体结构（是指利用激波特性进行高超音速飞行的非常规构型）的弹体。这种飞行器由运载火箭投放到大气层边缘后，利用惯性或者自身动力在大气层上方进行滑翔。除了做出钱学森弹道的飞行轨迹外，它还能重复进入外大气层做出桑格尔弹道运动（是指以极高的速度在大气层边缘多次“跳跃”以延长航程的飞行轨迹）。此种弹体滑翔距离非常远，甚至可能具备环绕地球一圈的飞行能力，这意味着它具备以高超音速的速度对全球任一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另一种是无乘波体结构弹体，结构较为简单，只能实施一次性的钱学森弹道飞行，但速度可达到高超音速，也具备极强的突防能力。

　　可以看出，钱学森弹道具有强大的重塑能力，可以根据滑翔飞行器的具体情况做出特定的变化，这为突防反导系统、打击不同目标提供了丰富的思路。正是因为基于钱学森弹道的飞行器有着强大的不确定性飞行轨迹，以至于传统的反导系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拦截，或者说需要更庞大且复杂的预警与拦截体系才可能应对。

　　从博弈角度看，一种装备的出现能够迫使对手投入成倍的人力物力去应对，其实这也达到了战略效果。对于热爱和平的大国而言，掌握这种技术之后能形成战略牵制能力，不仅能为自身争取和平发展的局面，还能维护世界和平，反击霸权主义势力。

　　目前，助推-滑翔弹道及其相关技术已在高超音速领域应用，由于滑翔阶段需要以高超音速的速度飞行，因此乘波体构型就成了首选。东风17弹道导弹是一种耳熟能详的先进高超音速飞行器，助推段使用火箭助推，让弹头获得较高的速度，滑翔段利用乘波体的激波特性实现较远距离的射程，对飞行器的结构和耐高温材料等提出了非常严苛的技术要求，弹头容积率也较为可观，整体性能代表了极高的技术底蕴。

　　此外，我国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理论分析、风洞试验和飞行测试，相关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助推滑翔弹道另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对诸如航空母舰这样的海上大型目标进行远距离打击，配合先进的末端制导系统，充分发挥出速度快、射程远、打击突然性等多种优势，已为我国建立可靠有效的反航母打击平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于敏构型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于敏院士在1960年代独创设计的一种氢弹关键构型。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种武器化核聚变构型设计之一，（另一种是美国提出的泰勒-乌拉姆氢弹构型，T-U构型），其具体技术细节属于国家最高机密。根据公开资料，于敏构型与泰勒-乌拉姆氢弹构型相比，在小型化设计方面更加突出，这意味我国第一颗氢弹在体积方面比美国的氢弹更有优势。

　　美国第一颗氢弹被命名为“迈克”，重量在80吨左右，与其说是核武器，不如说像一座核建筑，苏联工程师当时戏称其为“热核装置”。如此庞大的重量意味着美国第一颗氢弹不具备实战能力，根本无法安装在弹道导弹上。

　　氢弹是一种核聚变武器，设计细节虽然处于极为严格的保密状态，但是其物理原理已经被广泛知晓。氢弹的原理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作为引爆源的初级核爆，第二个就是威力更大的次级核爆。初级核爆过程中会产生强烈的X射线，这个过程称为辐射内爆。核聚变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等恒星发光发热是相似的，核聚变可以产生大量的能量，但是不受控，在瞬间可释放全部能量。

　　从研发时间角度讲，1964年10月，我国在罗布泊成功测试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7年6月，我国在罗布泊成功测试了中国第一颗氢弹，前后不到三年的时间。相比之下，美国、英国、苏联等当时用时均超过这个数值——4至8年不等。

　　这是因为于敏构型的独创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时间。1965年，于敏与其他核心研究人员敏锐地发现，氢弹的问题在于产氚的速度太慢，于是设计了一种精密的结构模型。当时模拟结果显示，按照这种设计制造出氢弹是可行的，该结构后来被称为于敏构型。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由一架轰-6轰炸机成功投掷，通过降落伞减速，在数千米高空成功引爆，这充分说明这颗氢弹当时就具备了一定的实战能力。事实上，核弹头小型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样才能将其安装在弹道导弹载荷舱内。在于敏院士的指挥下，我国中子弹试验于1988年获得圆满成功。至此，中国核武器设计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于敏构型作为氢弹的关键构型，不仅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核聚变武器的实用化，还为后续弹头小型化奠定了基础。所以，从科学角度看，于敏构型堪称“真理”，除了是核物理研究方面的顶尖理论外，氢弹在工程设计方面也是被列为最高机密。从战略角度看，这一构型同样具有“真理”般的决定性意义——让我国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和国际上的话语权。

　　在科技与和平交织的宏大叙事中，钱学森弹道与于敏构型不仅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两座丰碑，更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基石。

　　回望历史，从罗布泊的惊天巨响到东风导弹划破长空，中国科学家以智慧和汗水铸就了和平的盾牌。面向未来，我们应该铭记：科技的真谛不在于征服，而在于守护。钱学森弹道和于敏构型，正是这份守护精神的具象体现。它们不仅启迪我们追求创新，更提醒世界：真正的和平建立在实力的基石之上，而真理只闪耀于那些为人类福祉不懈探索的心灵之中。Kaiyun入口网址